人间正道是沧桑:当中国政体从被质疑到引起西方恐惧

文章来源: 观察者网 2018年01月12日

【2017年12月30日,观察者网在上海长宁举办“2018,中国与世界新时代的样子”年度论坛。会上,众位学者、专家围绕“大国关系”、“大国政治”、“大国思想”三个议题进行了精彩的演讲和讨论。王绍光教授为“大国政治”部分主讲人,本文为其演讲内容。文章已经教授本人修订。】

我今天不讲“大国政治”,讲讲世界政治大势,这里所谓“势”即“天下大势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”所描述的那种“势”。 “势”显然不能在一个固定的时点上展示出来,而是要放在历史比较的视野中考察。中国有句老话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充满洞见。回望过去三十年,不由人不发出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的感慨。

时光倒转到30年前的1987年,美国总统里根到柏林做了一次重要的讲演。当时,西方媒体并没有给予这次讲演太多关注;但是,事后却赋予它很大的历史意义。在柏林讲演中,里根呼吁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巴乔夫“Tear this wall down”——“把这面墙 (柏林墙) 拆掉”。后来,这面墙的确被推倒了。里根的这篇讲演现在它已经被当作历史上最伟大的讲演之一。但在那个时候,里根还没有那么有自信,西方主流舆论也没那么自信。否则,当时怎么会不大肆鼓噪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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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根发表柏林墙演讲(图/Politico)

两年后的1989年,日裔美国人福山发表了其最负盛名的文章——《历史的终结?》。大家要注意,当时发表这篇文章时,标题后面是带有问号的。虽然文章的内容写得言之凿凿,但它的标题却显示出作者未必那么肯定,所以才带着问号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,1992年,福山把他的这篇文章和其他东西拼在一起,出了一本书,标题也是《历史的终结》。此时就把问号拿掉了,这表明作者以及许多与他持同样立场的人认为历史确实终结了:世界上只剩下一种可行的政体了,即“自由民主”的西式政体。

那时,苏联刚刚于1991年解体了,历史好像真的要终结了。就在苏联宣布解体之后,我去了一趟莫斯科,当时是随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同事们一起去的,目的是教俄罗斯人怎么搞民主。但到那儿看过之后,我受到极大的震撼。回到美国,我于1992年2月5日在纽约的《世界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文章,标题用的是一本苏联小说书名《你到底要什么?》,副标题是“中国模式,还是苏联模式”?我觉得中国绝对不能走苏联的那条路,这也是我当时思考国家能力问题的时代背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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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世界日报》上发表《你到底要什么?》

也是在那前后,福山的老师塞缪尔·亨廷顿出版了一本书,叫《第三波——二十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》。他认为,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,当时世界正在经历的是民主的第三波;这一波民主浪潮从1974年开始掀起,到九十年代初达到了高潮,这是当时的历史大背景。那时,西方主流思潮以及第三世界受西方主流思潮影响的学者都认为,西式的“自由民主”政体是人类唯一的选择,这个转折是世界大潮、历史大势,无法逆转。

“全球性”、“世界性”、“历史性”是那时不少人的口头禅,他们自信满满、言之凿凿,仿佛已站在了历史的领奖台上。现在恐怕很少有人还记得一位研究中国的学者白鲁恂(Lucian Pye)在1989年正好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。他那一年的例行会长讲演题目是“威权主义的危机”(The Crisis of authoritarianism),他断言,威权主义的危机是全球性的,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,而中国是他反反复复提到的例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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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鲁恂资料图

再往后1991年,福山就开始讲,自由民主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。1994年,拉里•戴蒙德 (Larry Diamond)宣称,人类正在经历的是全球民主化浪潮的第三波。2003年,小布什开始打伊拉克的时候,把伊拉克战争说成是“全球民主革命的最前沿”(The war in Iraq was the latest front in the "global democratic revolution.)。

简而言之,在世纪之交那些年,西方主流的看法是,一波波的民主浪潮已经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了,最后必将席卷全球,中国也是在劫难逃。

那么,这些预言实现了吗?现在看来是落空了。正如《孟子》所说:“其进锐者,其退速”。测度世界大势的变化说难也难,说容易也容易,也许可以用一个风向标人物的例子说明,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拉里•戴蒙德。

之所以选择此人作为风向标,是因为过去三十年,在世界范围宣扬西式民主方面,他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标杆。他不仅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,也是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开发署的顾问;最重要的是,从美国政府资助的民主基金会于1990年创立机关刊物《民主研究》伊始,他就担任创刊编辑,至今仍然负责其编务。

在过去30年里,研究民主的人不计其数,但在这些人中,发表相关文章数量最多的,恐怕没有一个人比得过他。他研究的质量未必最佳,但发表数量首屈一指。他不仅出版物多过别人,而且在全球范围到处访问,是“自由民主”的首席推销员,是中国两岸三地的常客。如果把他称之为“民主先生”,恐怕并不为过。让我们来看看“民主先生”的变化轨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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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民主先生”拉里·戴蒙德(图/Maydaysur)

从1990年到1999年,“民主先生”可谓意气风发。看看他这段时间文章的标题和内容,就大致可以感受到了。

·1990年,他发表题为“民主的三个悖论”一文,断言“当今世界尽在民主革命掌控之中”。

·1994年,他发表题为“迈向民主巩固”一文,乐观地认为全球民主化已势不可挡,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或正在变成民主国家,其余国家转向民主不过是个时间问题,剩下的任务只是一步步把新兴民主巩固起来。

·同样在1994年,他另一篇论文题为“全球大势:建立民主的世界秩序”,好像西式民主的一统天下已指日可待。

·1996年,他发表一篇论文,“第三波的民主浪潮是否已经结束?”虽然标题带有问号,但他的回答斩金截铁:“没有”。相反他断定:“在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某一时刻,世界将迎来第四波民主化浪潮,很可能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福音,远比我们在冷战结束时看到的更深刻、更持久”。

但是进入新世纪后,形势的变化却使他的底气泄掉了不少,反倒没有前十年那么足了。此后,他发表的文章在标题后面经常出现了问号。看来,文章标题有没有问号大有讲究。信心十足时,文章标题不会加问号;心中没底时,哪怕自己有倾向性的答案,文章标题很可能出现问号。

从2000年到2010年,“民主先生”变得有点迟疑踌躇。

·2000年,他的一篇文章题为“巴基斯坦开启了未来的逆流吗?”在文中,他承认:“虽然转向民主的国家数量不少,但全球民主的前景并没有那么灿烂”。

·2003年,他有篇文章标题很醒目,但却带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:“普世民主?”他在文中自问自答:“是否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全都会变成民主?我的回答是谨慎乐观”。很明显,“乐观”反映了其主观愿望;“谨慎”则来自客观分析。其实,“民主”之光是否会点亮全球,是这位“民主先生”那几年四处讲演的主题。

他曾于2006年到我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作过一次讲演,主题也是“民主”可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,包括中国。但到二十一世纪初,已经很清楚,第三世界出现的很多所谓“民主国家”,徒有西式“民主”的形式(诸如多党制、竞争性选举、新闻自由、公民社会)。哪怕再热心推广“民主”,在这位“民主先生”看来,那些“民主国家”怎么看都不太顺眼。因此,他以前那种盲目自信开始大打折扣。

·2007年,他发表《中东欧开倒车了吗?》。

·2008年,他发表《民主倒退:掠夺性国家的再度崛起》。问号没有了,但确定的不再是世界范围的民主大潮,而是出现了“民主先生”不希望看到的现象。

·2010年,他发表《为什么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?》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一年后,“阿拉伯之春”如约而至;但西方国家很快发现,其结果非其所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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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地时间2016年1月14日,突尼斯突尼斯城,突尼斯民众走上街头庆祝“阿拉伯之春”五周年。(图/东方IC)

从2011年到2017年,“民主先生”已经变得失望沮丧。

·2011年,他发表《阿拉伯之春以后的民主:第四波、还是错误的开端?》对刚刚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充满期望,但又害怕它演变成西方的梦魇。

·2012年1月,突尼斯、埃及、也门、利比亚的风波使他莫名其妙地重拾信心,发表《正在到来的大潮》一文,居然预言“如果下十年全球民主前景会出现一个大的飞跃的话,它最可能发生的地区应该是东亚”。当然,这里的“如果”是个巨大的假设,仅仅反映了他心底的愿望,恐怕自己也未必真信。

·2013年,他意识到阿拉伯之春已无疾而终,发表《第三波的起伏》。

·2014年,一篇文章用标题说出了他最不愿看到的事:“民主衰退日益恶化”。

·2015年,另一篇文章的标题显示出他的无可奈何:“直面民主衰退”。在这篇文章中,他坦陈:“民主衰退最让人担心的层面也许是,西方(包括美国)自身民主的功效、能量、自信都在不断下滑”。

此后,作为美国政府宣扬民主部门机关刊物的主要笔杆子,他变得非常沮丧,其出版物的标题就是证明:

·2016年的一篇论文标题“坠落中的民主:华盛顿如何能逆转潮流?”;同一年,他编辑的一本书题为“威权主义走向全球:民主面临的挑战”。

·2017年,也许是因为失望越来越深,“民主先生”几乎没有什么出版物,与以前那个意气风发的他形成强烈的对比。他在这一年发表唯一文章题为“自由民主是否存在危机?”意味深长的问号再次出现,但现在问的不是“民主”来了没有,而是“民主”碰到了多大麻烦。

“民主先生”从意气风发到迟疑踌躇,再到失望沮丧,这个风向标人物的转变,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向我们展示了世界政治大势的变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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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民主先生”资料图(图/YouTube)

如果把聚焦点从“民主先生”一人移至西方舆论的总体取向,世界政治大势的变化轨迹同样清晰可见。

二十世纪最后十年,当第三波民主化达到顶峰时,西方舆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溃败弹冠相庆,对民主浪潮席卷全球的前景满怀信心,但这种亢奋持续时间并不长。

进入新世纪以后,哪怕从西方主流思潮的视角来看,所谓第三波民主化似乎已如明日黄花,呈现出颓势。尽管作为一种政权形式,“民主”已成为近百个国家“主导游戏”,但是,有一批国家遭遇民主的“崩溃”或“倒退”,多数转型国家则陷入所谓“不明不白区域”:那里的“民主”是“表面的”、“虚假的”、“有缺陷的”、“偏颇的”、“不完整的”、“不自由的”、“无耻的”、“仿造的”、“低强度的”。

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,西方舆论对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前景已深感忧虑。例如,耶鲁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了一本书,题为“颓败的民主”(Democracy in Retreat),作者是美国外交协会的资深研究员。在他看来,全世界的民主都出现了问题,第三世界尤为严重。《经济学人》2014年3月推出一个专辑:“民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”,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。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《民主研究》于2015年推出了一组七篇特邀文章,总标题就是“民主是否退潮了?”虽然,其中仍有个别人认为民主还没有退潮,但主流看法已经承认,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已经退潮了。2016年,《金融时报》的外交事务主笔发表了“全球性的民主退潮”,他认为,第三世界民主潮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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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快,西方舆论发现,不仅第三世界的民主出了问题,中东欧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,也是问题重重。乌克兰就不用说了,虽然经历了这场“革命”、那场“革命”,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国家:经过近30年的所谓“转型”,乌克兰现在的人均GDP还没有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的水平。其它那些所谓“新欧洲”国家,西方舆论发现越来越让他们操心。早先的例证我就不一一列举了,下面仅仅展示过去一年多西方主流媒体几份报道的标题:

·2016年3月9日《纽约时报》发表《欧洲的不自由民主》(Europe's Illiberal Democracies),把匈牙利等国打入另册。

·2017年3月,“欧洲巴尔干政策顾问团”发表报告《西巴尔干地区的民主危机:威权主义与欧盟的维稳政体》(The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Western Balkans: Authoritarianism and EU Stabilitocracy),把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与阿尔巴尼亚打入另册。

·2017年10月23日,《纽约时报》发表《捷克是否开始与西方作对?》(Is the Czech Republic Turning on the West?)。

·2017年12月20日,《纽约时报》发表《波兰撼动法院:批评者看到民主的退步》(Poland Overhauls Courts, and Critics See Retreat From Democracy)。于1991年成立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(匈牙利、波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)本来被当作民主转型的样板,现在却成了西方舆论口诛笔伐的对象。

·2017年12月17日,《欧洲新闻》发表《罗马尼亚的民主面临1990年以来最严重的危险》(Democracy in Romania facing its ‘gravest danger since 1990’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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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报道截图

中东欧这些“新欧洲”国家在难民危机处理方式等问题上与“老欧洲”渐行渐远,使得欧美那些所谓老牌“民主”国家对它们越来越看不顺眼。土耳其不属于中东欧,但在西方舆论看来,它同样棘手,认为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已根本不符合民主的标准。

如果说西方舆论过去担心的主要还是民主在第三世界、转型国家根基不牢的话,那么,最近几年,它逐渐意识到,更大的麻烦是欧美国家自身:民主的危机已经蔓延到他们本土。英国脱欧公投、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、传统政党衰落、极端政党崛起、“民粹主义”泛滥、投票率下降不过是民主危机的表征,该危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,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“代议制民主”本身就是不民主的,难以取信于民。

世界上最大的公关咨询服务公司--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,每年做一次全球性的信任调查,包括四个方面的信任,即对政府、工商界、媒体与非政府组织的信任。《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 2017》警告,西方国家现已陷入严重的信任危机:西方国家的民众对自己国家的这四类些机构,尤其是政府,非常不信任。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西方主流媒体没有给予这个警告太多关注,但它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警觉。

作为对比,该报告同时显示,就对政府的信任度而言,中国高居第一。实际上,如果我们检阅一下过去几年的《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》,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几乎一直是全球最高的。西方舆论总是喜欢拿所谓“合法性”、“正当性”做文章,仿佛只有西方国家才享有“合法性”、“正当性”,而中国政治体制不具有“合法性”、“正当性”。其实,真正遭遇“合法性”、“正当性”危机的正是西方国家自己。2017年12月15日特朗普的前顾问班农到东京,希望鼓动一个全球的民粹主义联盟对抗中国。如果从全球民意来看的话,这无异于痴人说梦,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如果任何人听从他的建议,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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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·班农(图/东方IC)

民主世界出了问题,不仅西方主流舆论开始关注,西方主流学者们也开始自我怀疑。2017年10月份,将近50位研究民主理论的重要学者聚集耶鲁大学,他们讨论的题目叫做“民主是如何崩盘的”(How Do Democracies Fall Apart ),副标题是“它有可能发生在美国吗”(And Could It Happen Here?)?。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认为,西方也罢,美国也罢,民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正在走向溃败,包括社会层面、文化层面、经济层面,更不要提政治层面了。有与会者甚至得出结论:“如果目前这种趋势再持续20到30年,民主就完蛋了”(观察者网翻译发表了该研讨会的报导)。

这当然并不是单指美国民主要完蛋了,而是指代议制民主这种政体作为人类的理想将面临破灭的危险。两本于2016年出版的书用书名表达出这种深度的幻灭感。一本叫做“反对选举”(Against election),该书作者中认为,实现民主最好的方式不是以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代议制,而是还有其它方式,包括我一本新书讨论的抽签方式(见王绍光《抽签与民主共和:从雅典到威尼斯》,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)。另一本干脆就叫“反对民主”(Against democracy),认为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。

总而言之,说到世界政治大势,不仅从我们中国人的观点看,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即便从西方人的角度看,它在过去30年也发生了180度的逆转。更为关键的是,这个“势”未来的变化方向,具体说就是下一代人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。有几位美国学者在2016-2017年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研究这个问题,分别题为“分崩离析的危险”(The Danger of Deconsolidation)和“分崩离析的迹象”(The Signs of Deconsolidation)。他们使用的是西方学界用得最多的一个数据库——世界价值观调查。通过数据分析,这些学者发现,西方青年一代对所谓“自由民主”的信念急剧下降,体现在下面两张图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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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边这张图问的问题是“生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是否至关重要?”,结果显示出生在30年代的人认为很重要,但是出生在80年代的人觉得不太重要。右面这张图问的问题是“用民主方式治国是不是糟糕或者很糟糕?”我们看到,相对而言,16-24岁这个年龄段有较高比例的人认为,民主治国是一种糟糕的治国方式。这项研究让西方一些人更为担心,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西式民主的未来:如果西方国家的年轻人失去了对西式民主的信念,西式民主怎么可能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效仿的榜样呢?那些曾一度鼓吹历史终结的人现在看到的不是历史的终结,而是历史的嘲讽。

从世界政治大势的角度看中国,中国崛起势不可挡。回望过去三十年,简直恍若隔世。谁还记得,在1989年到2000年前后,当时不管是在中国,还是在西方,都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即将崩溃。今天恐怕很少人知道,有位流落海外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曾在1989-1990年间多次预测,中共三个月内必定垮台。他当时言之凿凿,并声称国内很多内线都是这样告诉他的。正是在这种大氛围中,出现章家敦那本名噪一时的《中国即将崩溃》,引得台湾的李登辉之流连声叫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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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家敦及其著作《中国即将崩溃》

“崩溃论”流行了十余年后,中国不仅岿然不动,而且发展越来越迅速。进入新世纪,西方对中国政局的判断开始慢慢发生变化。比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黎安友教授,这是一位希望看到中国政治体制垮台的人,但他的一个学生给他看到很多来自中国实地调查数据,使他意识到中国体制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脆弱。所以他在2003年发表了一篇文章,承认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韧性很强的体制(他称之为“有韧性的威权主义”)。

此后,越来越多的西方观察家认识到,中国未必会按照他们的意愿发生变化,他们习以为常的理论模式未必适用于中国。尤其到了过去两三年,我们看到不少西方学者开始自我怀疑,开始怀疑他们曾深信不疑的现代化理论。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假设,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,就会出现西式民主化。但中国的发展令他们大失所望。

2017年12月5日,美国的民主基金会发布了一份长达150多页的报告,专门讲中国与俄罗斯的所谓“锐力”(sharp power),即影响别国舆论的能力。本来美国对自己的“软实力”很自信,从不掩饰要影响别国舆论的企图;现在也轮到它处于担惊受怕的地位了。本来这篇报告针对的是俄罗斯和中国两国,但《经济学人》则在有关“锐力”的专辑中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到中国身上,有点枪打出头鸟的意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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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经济学人》“锐力”一期封面

2017年12月12日,《华尔街日报》刊登的一篇文章直截了当地指出,“西方人你们不要再欺骗自己了,中国绝不会变得像我们一样”。

2017年12月17日,美国政府公布了最新的战略评估报告,首次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。对美国这样定位自己,中国一方面当然要有所警惕;但另一方面,不妨把这种定位看作一种褒奖,因为它告诉我们,美国人开始否定了他们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假设:美国或西方有能力把中国重塑为一个像它们那样的所谓“民主”国家。现在,他们终于认识到,这个判断是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。 这才是美国本次战略评估报告调门大变的深层次原因。

不管在我们听来,西方使用的语言多么不顺耳,但最近接踵而来的信息告诉我们,西方对世界政治大势的判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:以前咄咄逼人的西式民主似乎转而退居守势,中国政治体制的吸引力、影响力已引起了西方不少人的巨大恐惧。

在中文里面,“锐力”其实是个好词,我们不妨接过来用。中国现在已锐力初露,正处于一个临界点上,不仅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,到达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临界点,中国民众(尤其是九零后)对走中国道路、对中国体制的自信心也不断增强;更令人欣喜的是,中国道路的国际吸引力、影响力不断增强。换句话说,中国的“势”已形成。当然,尽管势必在我,也应该多借势、少使力。稳步跨过这个临界点,中国将迎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。